从美国“战争部”旧名到资本入局：范伯格争议与军政名实之辨

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孙子两千余年前的告诫，点在“名与实”的交叉处：制度的名目，往往折射治理的真相。

美国曾以“战争部”为核心统御陆军，1947年《国家安全法》设立国家军事机构，1949年更名为“国防部”，以“防”取代“战”，强调统筹、联合与长期资源配置。英国亦在1964年撤销“战争部”，并入国防部。中国古代的“兵部”，按《唐六典》所定，掌兵籍、选将、武库与军令，名虽简，责却繁。

范伯格的争议，正是“名实”张力的当代侧写。他出身私募，1992年创立塞伯勒斯资本，资产规模升至数百亿美元；2010—2020年间持有DynCorp，承揽大量安保与后勤合同；在军工链条上，还涉足Navistar Defense与高超音速领域的Stratolaunch。2018年，他受命为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，首次进入国家安全的制度边界。

当资本与军政交织，倫理与利益的尺度变得敏感。美国惯以申报、回避与剥离来降风险，源流可追至1978年《政府伦理法》和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审查机制。范伯格的案例，舆论聚焦在：与国防承包的深度关联，能否在制度上被“隔离”，并在执掌预算、人事、采购时不致结构性偏向。

冷战时期的政策文本，给出另一面镜子。NSC-68（1950年4月）直陈需要“A rapid build-up of political, economic, and military strength”，把“力量”写入国家目标的层级。名称温和与否，不足以替代能力的建立；制度与产业链的耦合，决定可持续性。

技术与产能的短板早有迹可循。全球造船数据显示，近年中国新船完工量占比过半，美国军船维护与新造的周期与产能难以对冲；弹药工业基础在俄乌战争之后被迫扩容；高超音速与反无人机平台的测试与采购，仍在路径调整与预算约束之间摇摆。DIU等部门试图引入非传统供应商，但“进入门槛+合规负担”的双重壁垒，抑制了民企参与的密度。

跨文明参照，能看清“供应链即战力”的老话。西域边防的居延与肩水金关出土汉简，反复记簿箭矢、甲胄与粮盐发放，精细到日月与守戍名籍；唐人魏征《十思疏》亦言：“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”从竹简到条文，一以贯之的是对“物资—程序—责任”的三角锁定。

制度史的视角提醒我们：更名本身不构成能力跃迁，关键在三件事——预算的硬约束、采购的开放度、监督的可追责。范伯格式的“资本入局”，若能以公开的剥离与回避框架、以竞争性的合同平台、以第三方审计与信息披露为底座，或可把市场的效率引入规制的秩序；反之，名与实就会背离。

魏征的镜鉴与NSC-68的行文之间，隔着的是产业与制度的重构周期。读者不妨拿出你关注的一个案例：某一项军用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走到批量，在哪个环节被“卡住”，又是由哪种制度安排把它“放行”。这类微观观察，最能照见名与实的落差。